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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丕承——一位不应被忘记的广安辛亥革命老人

2018-04-17 17:05 作者:秋歌  | 15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位老人,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安老人。在今天的广安,已无多少人还记得起这位老人,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偶尔还会提到他。

为写这位老人,这些年来我一直留意着有关史料。还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广安县志》里,有一段八百余字的小传记下了他的情况,虽然简短,但就我而言却很重要。不过最终让我提笔来写这篇文章的,却是老人的外孙女张芸女士。2017年,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张芸女士的自传《冷暖秋事》让我看看。开始还没在意,但当我一天晚上打开这本书读了几页后,竟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忍受着酷热将全书一口气读完。在这本书中,张芸女士详细地讲述了她的外公聂丕承的曲折人生,让我对这位老人有了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一个的上午,我见到了应约从重庆专程赶来广安的张芸,年已七十的她给我讲述了外公的故事。于是,在她娓娓的叙述中,我开始了对这位老人人生轨迹的寻觅。

少年时代的聂丕承,父母双亡,幸得蒲殿俊资助得以继续求学。后来东渡日本,欲以真才实学救国,目睹清廷腐败,渐弃改良思想,转而成为与封建制度斗争的战士。

和当今许多的广安人一样,聂丕承并不是真正的广安人。多少年前,广安聂氏的先祖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江西的临江府。一路跋山涉水餐风露宿来到川东北的广安落脚谋生。

聂氏祖先擅长医道,在广安渠江边的这个小县城,聂氏先祖的医术渐渐为人们所见识,因此上门求医者很多,一时名声鹊起。后来聂氏先祖结识了几个广安的大家族:一个付家、一个李家,三家合伙在城里的大东街开办了一个中药铺,这就是当年曾经在广安赫赫有名的“三义堂”。起初的“三义堂”生意兴隆,口碑甚旺,但是到了聂丕承父亲这一辈,却由于经营不善开始亏损,以致衰败,聂家也因此而负债累累。( 文章阅读网:www.nndtz.com )

1882年农历腊月初二,聂丕承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在后来的时光里,小丕承饱尝了穷困的苦涩。1894年,聂丕承十二岁。就在那年,他的父亲、母亲相继在贫病中离开世界,抛下了聂丕承孤苦伶仃兄妹四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正在读书的聂丕承毅然中断学业,承担起了父母留下的这个家庭重担。他来到昔日自己先祖参与创办的“三义堂”当起了学徒,干上了打杂的活儿,以此来维持弟弟妹妹的生计。学徒的生活是很辛苦的,白天干活,很晚还休息不了,要把店铺打扫干净后才能歇息。尽管如此,聂丕承依然对自己曾经的读书生活留恋不已。那段时间他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在铺子里守店。等到店里其他人都走了,他才能舒展一下累得酸疼的肢体,在微弱的油灯下拿出自己过去的书来静静阅读,书籍让好学的小丕承终于有了一点乐趣。深人静的时候,正是读书的好时机。小丕承有时看书看到兴致处,不禁会大声地读出来。这夜半三更的读书声让他和一个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就是后来名震国内外的广安鸿儒、后来著名的辛亥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

家住城内的蒲殿俊,当时才十九岁,曾几次晚上路过已经打烊的“三义堂”,都会听见紧闭的店铺内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他很诧异,是谁这么晚了还在大声地读书?他决定了解个究竟。这天晚上,蒲殿俊循声再次来到“三义堂”前,透过门缝看见一个瘦弱的少年在店堂微弱摇曳的油灯下大声地朗读着。他轻轻地敲开店门走进店内,和这位夜读少年聊了起来。这一聊让蒲殿俊知道了少年的凄凉身世。这位后来的清末进士被深深地感动了。面对眼前柔弱的少年,蒲殿俊感受到了孩子内心深处的坚强,从孩子的目光里,他看到了这位少年绝非等闲之辈,认定他会有着很好的未来。他问孩子:愿不愿意回学堂继续读书。少年使劲地点点头。蒲殿俊说,那好,你读书的事我来帮助你。小丕承有点犹豫,这位素不相识的比自己看上去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慷慨?蒲殿俊看出了他的心思:别担心什么了,你的弟妹也让我来想办法,你就安心读书吧!这突如其来的情形让丕承感觉就如在中一般,幸福真是来得太突然了!后来小丕承才知道这夜访“三义堂”的人就是当时在广安已经大名鼎鼎的俊才蒲殿俊。

此后的几年,聂丕承被送到成都尊经书院就读。对于聂丕承到尊经书院就读的具体时间,笔者已经无可查考,但是这时间不应当晚于1895年。

尊经书院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川籍洋务派官僚、当时退居乡里的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人倡议,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在成都南校场石犀寺附近修建了这所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薛焕是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尊经书院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教学时革除传统书院的八股内容,既讲授国学同时也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在这所书院授课的老师多为名士,如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戊戌变法理论思想“托古改制”的提出者廖平等。学生也多为已经考取了秀才的人,蒲殿俊也曾是这所书院的一员,且非常活跃。虽是秀才,他们大多看到了八股文的无用,希望能在书院学到一些西方科学技术新知识。

在尊经书院期间,聂丕承时刻铭记着恩人蒲殿俊,还记着他的另外几位资助者蒲慕屈、胡葆森等的知遇之恩。为了感激这些帮助他的恩人们,脾气温和的聂丕承学习十分努力,非常刻苦。每次考试的成绩都是优秀,据说每月都能获得书院的两吊赏钱——也即今天人们所谓的奖学金。赏钱虽然只有两吊,但这足以让丕承的资助者们十分欣慰了——这孩子争气,没看错!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聂丕承21岁,癸卯科入副贡。根据清廷规定,副贡可以进入京城国子监读书,于是聂丕承成为了北京国子监中的一员。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作出了立宪和政治革新的姿态,组织癸卯、甲辰两科进士内用的人和部分国子监的人公费留学日本。聂丕承有幸被选中赴日留学。对于聂丕承赴日留学,史上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与恩人蒲殿俊、老乡顾巨六、王敬之等同往;一说他是先于蒲殿俊去的日本,而蒲殿俊则是在1905年赴日。对于聂在日本就读的学校,说法也有不同,一说他是与蒲殿俊一道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政专业,而《广安教育志》在述及此事时则明确为日本弘文师范学校。尽管对此还可考证,但聂丕承去日留学却无争议。在日本就读虽然只有两年,这两年却让聂丕承眼界大开。这期间,聂丕承遇到了也来日本留学的张澜先生。他们最初认识是在广安紫金书院,那时张澜是蒲殿俊请来的老师,张澜先生在紫金书院授课约一年,就因父亲病故而离开。据聂丕承的家人回忆,在日本留学时,聂丕承与蒲殿俊等人深受西方民主政治和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影响,主张真才实学、科学救国,主张君主立宪,希望在中国也能实行日本式的立宪政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方24岁的聂丕承学成回国。据聂丕承的大儿子聂士毅当年回忆,回国后的聂丕承胸怀改良宗旨,与蒲殿俊、顾巨六等在北京做事,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才回到四川。据说这期间聂丕承还曾到过云南担任盐道之职。回国后的聂丕承等人,目睹清廷腐败无能,十分失望,渐渐放弃了改良思想,试图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昔日的改良主义鼓吹者转而成为与封建制度斗争的战士。

1909年2月,时任广安县视学的聂丕承即同情革命,在著名的广安己酉起义中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过被捕的起义人员。1909年,广安己酉起义失败,张雅南化名方敬业与曾省斋等走重庆往来于长寿、垫江、丰都等地,联系各地会党,主要是义会及各地哥老会和地方团练,以图再举。曾省斋、张雅南以兴汉排满,建立民国为号召,于1911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会同组织了丰都、垫江、梁山(今梁平)与广安的同志在垫江小沙河起义,攻克垫江后于11月11日开始出征,连克大竹、邻水。1911年11月22日,曾省斋、张雅南率民军发动了对广安的进攻,连夜攻克广安县城,清廷驻广安的盐务统带夏清风在逃跑的路上被民军擒杀,知州李璠向革命军投降。清朝政府在广安的统治被彻底推翻,起义军建立起了大汉蜀北军政府。在这次起义中,聂丕承是积极的参与者与重要指挥者。在大汉蜀北军政府中,聂丕承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谋部部长。正因如此,聂丕承被人们称为辛亥革命老人。

参与创办紫金书院,积极协助蒲殿俊推行教育革新,开广安现代学校之先;首任广安劝学所视学,热心致力乡梓教育,深得家乡父老赞誉。

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北京归来的蒲殿俊与胡骏、表弟顾鳌在广安县城北的紫金山上创办了紫金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又将紫金书院改建为广安州立高等小学堂,开创了广安新学之先河。蒲殿俊创办紫金书院时,聂丕承已经从尊经书院学成归来。

这个紫金书院与旧书院截然不同。它是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志趣好、进行分科教学;所设课程除经史诗词外,更设有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学科,所聘教师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如南充的张澜、成都的吕翼文、中江的彭光弼等。

  当时广安尚有渠江书院、甘棠书院、培文学院等旧学堂,教的多是八股制艺等老一套内容。蒲殿俊和聂丕承意欲说服这几个书院与之合并,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历经艰辛,最终,紫金书院还是与这三所书院合并成新办的广安州立高等小学堂,开了广安现代学校之先。州立高等小学堂的建立,是在广安推行教育革新的一大尝试,深受乡梓百姓称赞。而围绕办学出现的震惊川内外的“移神兴学”和“迎神毁学”事件也为史册所记载。从蒲殿俊后人所著《蒲殿俊传》中可以看到,当年聂丕承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因在尊经书院读过书,思想开明,有见识,有主见,因而在许多事情上与蒲殿俊不谋而合。蒲殿俊非常器重这个仅小他七岁的少年,尊重他的意见。聂丕承也积极协助蒲殿俊投身到这场革新之中,成为了蒲殿俊创办紫金书院的重要助手,得力干将。在这紫金书院里,聂丕承有幸认识了几位朋友,他们是就读于这里的学生杨森、周建侯、李春帆,这些人后来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07年,当时还隶属顺庆府的广安州成立了劝学所,这个劝学所即为当时主管全州教育的行政机构,办公地点就设在县城厚街。聂丕承被推举担任了首任劝学所视学。张芸女士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聂丕承担任视学期间,广安的一些学校曾发生过学潮。一些学校师生对总爷衙门(县政府)的横征暴敛强烈不满,于是停课上衙门去指责、斥骂贪官污吏。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官府,准备进行镇压。作为视学的聂丕承得知这一情况,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阻止了镇压行动,但也因此得罪了总爷衙门,他被调离广安去了南充,先任“顺庆八府联合中学”校长,后来据说还任过嘉陵道尹。在1923年秋到1924年前这段时间里,聂丕承还曾在广安县立中学担任过校长一职。时间虽然不长,感情却很深厚。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聂丕承还是当年广安中学的创始人之一,这在政协广安县委当年编写的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内《蒲殿俊事略》一文中有明确记载。文中说,“聂开基、王宣彝等在日本弘文师范毕业回国后,创办了广安中学堂。”此处的聂开基即聂丕承。正因为此,1962年,当时已改名广安一中的广安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学校还曾请聂丕承为校庆题词。时已八十高龄的聂丕承,欣然挥毫写下了“先河后海”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蕴含了他对这所学校的深深情感,也流露出他对自己曾耗费大量心血所致力的广安教育事业的殷殷期盼。

聂丕承确实对教育怀有深情。1936年,著名数学家何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广安。应当地名人之邀,在县城大北门的“市民会堂”演讲。演讲中,何鲁先生大讲爱国之理,大骂蒋介石和贪官污吏,坐在台下聆听的聂丕承对何鲁极为佩服,真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夜里,聂丕承与何鲁促膝谈心,成为莫逆之交。交谈中,何鲁告诉聂丕承,他有意将自己在重庆唐家沱创建的载英中学迁一部分到广安来,拟取名广安载英中学。聂丕承非常赞同,热心筹划此事。他亲自在渠江边上的白塔附近为学校选了一块地作为校址,聘请广安商界实力派黄守仁来担任学校事务主任。在聂丕承的积极张罗下,1938年,广安载英中学便顺利地建了起来,后改名储英中学。

  聂丕承与广安著名士绅郑启和交往甚密,经常在郑家为其家人讲授《左传》等古籍。鉴于当时广安县境的中学很少,青少年求学十分困难,聂丕承与郑启和商量,建议其在他的家乡渠江东岸的代市镇办一所学校。郑启和本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十分赞赏,很快便利用代市镇上的禹王宫创办了一所补习学校,招高小、初中各一班。之后又将补习学校改名“私立安和初级职业中学”。这所学校的创办,不仅解决了本地学生的求学困难,四周邻近的大竹、邻水等县也都有学生慕名而来。聂丕承百忙之中还亲任该校教师,执掌教鞭。

  幼年的聂丕承,生于寒门,长于贫困,是在别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才摆脱了贫穷。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并自觉践行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尽力帮助贫苦人家的有志青年,让他们也能受到良好教育。

1925年,聂丕承在重庆做事,全家亦住重庆。有一位叫刘联映的学生,在江北中学读书。虽然成绩优秀,却因家贫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聂丕承的大儿子从一位朋友口中得知刘联映辍学之事,深为惋惜,便回家告诉了聂丕承。聂丕承听闻此事,联想自己当年因父母双亡辍学的困境,遂叫人将刘联映接到枣子岚垭家中,供他食宿,继续学业。一直到1927年,刘联映高中毕业,才洒泪离开聂家。

  在广安,有一个叫唐永才的学生,成绩优秀。但因家庭贫寒,无力继续上中学。听人说聂丕承爱扶危济困,唐永才鼓足勇气登门求助。聂丕承怜惜他有志气,就让他住到聂家,和自己的儿子、女儿一道吃饭、学习,直到中学毕业,才离开聂家外出谋生。类似这样的行善助学的事情还有很多。

 民国初期,投笔从戎,后在军政界担任文职多年。当一场悬在广安城老百姓头上的刀兵之灾即将发生之时,聂丕承挺身周旋,让干戈得以化解,其舍命救百姓的故事也从此流传开来。

1911年11月,广安民军推翻清廷广安政权,建立了大汉蜀北军政府,聂丕承被任命为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在军政府建立一个多月后,聂丕承便离职去了南充,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所派遣的川北宣慰使张澜先生效力。在这以后的时间里,聂丕承一直在外谋事。《广安县志》记载:从宣统三年至民国三十六年,聂丕承在北京、成都、重庆、合川、顺庆(今南充)、广安等地从事军政工作。先后任过四川省谘议局编制科书记、大汉蜀北军政府参谋长、四川省议会秘书长、北京约法会秘书、省长官公署秘书、省、县临时参议会议员、川北宣慰使。其间还曾担任钟体道三师部、刘湘二师部、二军部、刘、杨合作的九旅、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杨森部的顾问和秘书长等职。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久远,资料散失,我们已经无法找到更多的史料来还原当年的情形,但是,从这一系列的职务上我们却可以看出聂丕承的精明能干。

读过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朋友都知道,那书里讲述了一个关中大儒朱先生去方姓军阀营地化解兵祸的故事。其实,爱桑梓、爱百姓,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这种侠肝义胆的英雄行为,在广安还真发生过,那就是聂丕承夜赴合川,化解刀兵之灾的事情。为这事,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故事还得从前面讲到的郑启和说起。郑启和广安代市镇人。出生一小地主人家,长大后成为“绿林”人物。后来他拖枪带人投奔熊克武的一军,任师长。因熊克武与蒋介石不和,一军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多方排挤,而郑启和不甘受此窝囊气,遂辞职回家。

回到广安,郑启和在华蓥山秘密开设制造枪弾的工厂,组建大批武装,统一“袍哥”,控制乡(镇)政权,反对贪官污吏,实行禁烟、禁赌、惩治盗匪等一系列的活动,在当地颇有声势。郑虽豪放,却不嫖不赌,因此,在他管辖的天池、代市一带有着严格的禁令:不准有赌博和贩卖鸦片的行为,不准下属向当地政府官员行贿。禁令阻挡了地方官员的发财之路,引起了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的反对,于是他们处心积虑的要扳倒郑启和。郑启和的言行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不安。国民党既怕郑的武装力量扩大危及到它的统治,又怕郑与共产党联系上造成后患。因而,郑在反对派不断以他擅杀无辜、自立为王、反抗政府等罪名的控告下,遭到了国民党的清剿。一九三五年,刘湘统一四川后,委派时任广安县长的赖建候,了解到郑开有秘密造枪厂和组建了一些武装的情况,但他碍于郑有实力,又有后台,不敢深究,只得听之任之。

  一九三六年,新任县长刘元祥,嗜好鸦片。为满足他吸食鸦片的需要,这位刘县长想到渠河东岸地区去捞一点油水。郑启和针锋相对地指使一些人以标语、传单等形式,对刘的贪污受贿行为予以无情的揭露。因此,刘元祥对郑恨之入骨,于是便与郑的对立派联合,以各种罪名向国民党中央、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控告。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八年十月,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计划以四个团的兵力进剿郑启和。事前,王陵基一面命令大竹专署专员侯建国和大竹专区保安副司令作进剿部署,一面又派王世圣、李长彬等人到代市了解郑的情况。

  同时,王陵基还在国民党报上大张旗鼓地报道他要亲自到华蓥山清剿土匪的消息。王陵基在合川建起前线指挥所,命令部队前往广安县城,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军队突然围城,城内顿时炸锅一般,人们吓得六神无主,不知该怎样躲避从天而降的灾祸。刚从重庆回到广安不久的聂丕承在家中得此消息,心中十分着急。他吩咐大儿子聂士毅马上去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围城部队的指挥官是谁等情况。待儿子打探到是因郑启和造反一事,围城部队司令叫王陵基时,聂丕承立刻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化解战事,解救百姓。

  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时住在广安县城的郑启和也考虑了相应的对策。当王陵基率部到达合川后,郑启和即托聂不承、钟子范两人到合川晋见王陵基。聂丕承连夜赶往合川,在指挥部里见到了保安部队司令王陵基。他向王陵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详细讲了郑启和的种种事情,澄清了所谓郑造反的不实之词,并愿意以聂家十余口人的性命作担保。聂丕承与王陵基是老朋友,王陵基知晓这个为民请命的人,就是在刘湘军中担任过秘书长的聂丕承。看见聂丕承与钟子范深夜迁来说情,言词情真意切,猜测这情报必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经过聂、钟的一番周旋,最后,他接受了聂丕承“不要扰民、立即撤兵”的请求,第二天一早即下令部队撤离广安城。

  一场悬在全城百姓头上的刀兵之灾,终于在聂丕承等人的周旋下解除了,聂丕承紧绷的神经这才完全松弛下来。百姓听说事情原委后无不额手称庆,聂丕承舍命救全城人的故事也从此流传开来。

接受爱国民主思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利用自己的名望,保护共产党人的生命安全,以自己的财力积极支持中共川东地下党活动。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直供职外地的聂丕承回到广安,赋闲住在县城北仓沟的聂家大院。回到家乡的聂丕承较之以前更加关注国家大事。这一方面是受张澜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二则因为在外多年,见多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心中忧虑,担心生灵涂炭。

1941年,聂丕承在成都“协和总会”负责人、广安老乡黄瑾怀家中,又见到了张澜先生。老友相见,分外高兴。那一夜,二人倾心长谈到黎明。得知张澜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成员,正在为联络社会各界民众团体,组成团结抗日战线四处奔走。聂丕承深为张澜的一腔热血和忧国忧民情怀所感动,认为自己也应该象张澜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1945年春,聂丕承在“民盟”成员范朴斋的介绍下,加入了“民盟”,成为一名争民主、反独裁的战士。

这段时期的广安,活跃着两大政治派别。一派为西山派,以国民党和三青团为主,他们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军令政令;另一派为东山派,由袍哥势力为主的地方实力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支持民主,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联系。聂丕承一回到广安,不仅成为东山派力争的对象,并在较短时间里成了广安东山派中的一名重要人物。

  聂丕承长年在外,与他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在广泛的社交中,他接触到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从内心鄙视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治国无方、腐败无能;但这时的他对共产党也同样有一些不理解。他更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媳其实早在抗战之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聂丕承回家一段时间后,目睹社会现实,在儿子、女儿、儿媳的开导下,逐渐对共产党开始有所了解。

那时候,他经常看见一些陌生男女,随儿子来到家中,或吃饭住宿,或在楼上聚会议事。久在江湖行走的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是些什么人,于是就开始主动去接触这些人。

  一次,一个叫李培源的人来到广安,就住在聂丕承家的楼上。李培源是湖南汉寿人,约40岁,共产党员,他的真实名字叫余行健。白天他蛰伏在楼上看《孙子兵法》,晚上才下楼与聂丕承谈天说地。有时说到兴致处,余行健还要唱上几句湖南花鼓戏,引得他开怀大笑。

  余行健这次来广安,主要任务是筹划华蓥山武装起义。他在聂家住了两个月。聂丕承在与他的多次交谈中,发觉余行健与其他来聂家的人一样,态度和蔼可亲,风趣有情义,对社会现状的分析句句在理,入木三分。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聂丕承压根就不相信这些人会是国民党骂的“赤匪”“奸党”,反而发自内心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和理解。聂丕承决定:一定要帮助他们。

  在后来的岁月里,聂丕承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是公开场合,大力扶持共产党人进入政界、商界、学界,让他们有合法身份,占有合法席位;二是利用自己的名望和与杨森的关系,尽可能保护共产党人的生命安全;三是用自己的财力支持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党组织决定派杨玉枢打入商界。为办成这件事,聂丕承四处活动找人谈话。凭着他的名望与交情,硬是把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杨玉枢选为广安商会理事。不久,以“商业人员联谊会”、“生期会”为名目的各种民众社团纷纷成立起来。这些社团由共产党员在暗中主持,领导民众进行种种抗税、减税斗争。当时广安的社团非常活跃,广安的统战工作也搞得十分出色,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称赞。

  1945年10月,广安县进行第一届参议会选举。在聂丕承的大力举荐与联络下,地下党员杨玉枢、张若一和一些民主人士顺利当选为县参议会议员,聂丕承在会上也被推为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

  1947年3月,广安县参议会讨论各乡镇长选举问题。该县三青团干事夏永泽提出的“圈选”主张(即由县党、团、特三方圈定候选人),遭到聂丕承和杨玉枢等人的激烈反对。县参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杨玉枢提出的“由群众直接投票选举”的方案。选举结果是,66个乡镇中有12个乡镇长由地下党员担任;不少乡镇由地下党外围群众和开明人士担任,挫败了三青团的“圈选”阴谋。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党员争夺到乡镇政权后,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对建立党的基层地下组织,掀起抗丁、抗粮、抗捐税的“三抗”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同年7月,在广安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谭剑啸,把余行健同志接到广安,住在聂丕承家,与杨玉枢、马正衡等人研究打游击的战略战术问题。这年12月,中共上川东地方第一工委书记邓兆铭来广安找中共上川东地方工委书记王璞开会研究工作,会议也是在聂丕承家的楼上举行。

聂丕承非常关心地下党员的生命安全,为营救被捕人员,可谓尽心竭力。1943年,地下党员杨玉枢不幸被捕。为营救杨玉枢,聂丕承到处奔走托人,亲往警察局为杨玉枢担保。因为他的出面,警察局不得已,只得释放了杨玉枢。后来杨玉枢上华蓥山组建游击队,国民党特务就把杨妻龙文风关押起来。得知这一消息,聂丕承里里外外花钱打点,亲自出面担保,最终将杨妻解救回家。

由于家中经常有陌生人进出,聂家大院已经引起特务郝崇斌、楼淑婷等人的注意。只不过碍于聂丕承的声望和在杨森军中任顾问的身份,特务对聂家不敢轻举妄动,而是派特务来聂家,借口与聂家大媳妇等人打麻将,甚至赖在聂家吃喝,行监视之实。

  在聂家人的巧妙周旋下,在聂家活动的地下党员均化险为夷,即使在白色恐怖的1948—1949年间,党组织设在聂家的交通站依然在为革命工作。张芸女士告诉我,除了前面说到的地下党负责人外,当年的聂家还多次接待、护送过诸如岳池的老吴、渠县的老田、合川的陈伯纯、邻水的陈尧楷等地下党负责人。

  1949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广安前夕,为防敌人破坏,通过聂丕承、张平江(女)等民主人士,给特务郝崇斌等做工作,指明其前途,责令他不要执迷不悟,破坏广安,并提出“保护乡梓,人人有责”的口号,组织广安百姓粉碎特务企图破坏广安县城的计划。在聂丕承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广安这座古城得以完整保存。

聂丕承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转变,也是一次次自我思想净化过程。之前,他曾信奉“君主立宪”的改良思想,在对清政府彻底失望后,毅然舍弃改良,拥护革命党,并参与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民国时期,面对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面对执政的国民党贪污腐败的官场现实,聂丕承对比了在聂家进出的共产党员的言行,被共产党人为理想献身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现实的强烈反差极大地震撼了他,使这位从晚清一路走来的辛亥老人,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在内心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正因如此,聂丕承对中共川东地下党的支持不遗余力。1942年6月,广安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一个广安社会服务处消费合作社,12名理事中就有聂丕承的大儿子共产党员聂士毅,1946年秋,聂士毅还担任了中共广安城厢特支委员。

从1946年到1949年广安解放,聂家大院成为中共川东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同时,聂丕承以财力、物力、人力全方位支持地下党工作,让地下党员在自己家里吃、住,为他们提供工作经费;还为游击队购买药品、开办商店,这些费用全都源自聂家的田产租谷。他甚至不惜变卖财产筹集地下党的活动资金。聂家田产最多时曾达到四千多挑谷,而到土地改革时,只剩不足一千挑谷。从田产的大量减少可以看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聂丕承,是一名共产党的坚定同盟者和支持者。为了这篇文章的准确真实,笔者曾经查阅过有关党史资料。上述情况在这些党史资料里都得到了证实。在1988年中共南充地委党史工委编写、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华蓥山游击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广安县的统战对象聂不承,早年留学日本,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深,后回县任省参议员,在本地有一定声望。他的儿子聂士毅、聂士悫,女儿聂土珍,儿媳王家秀都是共产党员。1945年他加入了民主同盟。党组织对他进行工作后,他一直支持、掩护共产党的活动。华蓥山起义前,党的领导人王璞、邓照明来广安研究工作,都住在他家里。儿子聂士毅,当时任广安石桥仓库主任,曾卖掉粮谷几百石,作党的活动经费。”在1999年6月由中共广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广安县大事记》中也有详细的记载。今天的人们在说到当年的往事时,常常说到某一次战斗何等激烈,某一次脱险何等惊险,但是对当年的地下交通站的故事却很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聂家也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聂丕承的大儿子聂士毅曾遭敌人逮捕,被捕后却从未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为保存党的力量,他写过一份《自白书》,以此得以保释。保释出来后,聂士毅又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但建国后,有关部门没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对待,却以投敌变节为由,不承认聂士毅党籍,将其清洗出党。聂士毅申述无果,蒙冤受屈几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广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邓欲治老人亲自处理了聂丕承儿子的历史遗留问题。老人在他公开出版的一本名为《风雨留痕》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广安)县城,1938年入党,曾任城厢特支委员的聂士毅向敌人写了《自白书》后,仍坚持党的活动。在他家里,一边是国民党特务郝崇斌,一边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在经济上,他给共产党人以很大的支持,建国后,党组织把这样的党员排斥在外公道吗?”根据党的政策,1982年,聂士毅终于恢复了党籍,并享受了离休待遇,因聂士毅而受到牵连的聂士珍、王家秀的党籍也得以恢复。历史终于还了聂家以公正。遗憾的是聂丕承老人没能等到这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作为民主人士的聂丕承,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法令,主动交出家中所有的田产、房舍,成为广安开明人士的榜样。

1950年4月,广安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聂丕承被推举为副主席。之后,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各代会上,聂丕承都继续当选连任副主席。

1955年9月,广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广安县人民委员会建立。9月14日,广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聂丕承进入大会主席团,并担任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安县第一届委员会召开,聂丕承当选为副主席,并一直连任到1965年2月去世。

在聂丕承担任县上领导的近二十年间,他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一直到去世。在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安县志》所载聂丕承的人物小传中,这样评价他在新中国所做的工作:“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征粮、抗美援朝、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尽了应尽的责任。”

聂家的人告诉我,六十年代初期,聂丕承在四川省政协开会时,曾有一张当时在世的辛亥革命老人的大合影,其中就有他的身影,照片带回后,一直挂在家中。遗憾的是后来文革爆发,家里人害怕惹事,将这张照片给烧掉了。

作为一位辛亥革命老人,聂丕承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学识。我在查阅现存的一些史料时,在一些资料后面所附的资料提供者名单上,还常常能看到聂丕承的名字。这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遗憾的是当年老人留下的大量原始资料因时代久远,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之故,基本荡然无存了。一次,我到广安白市乡搜集写作素材,在一位老乡家中发现了一块由聂丕承撰文的黑漆大匾,可惜的是这黑漆匾额居然被用来作了柴屋的门板。堪称广安文史资料工作无法弥补的损失。

本有很多机会离开广安的聂丕承,为何一生不愿离开广安?他是心里一直放不下他逝去的爱妻!他是在坚守一个男人的千金一诺,也是为了兄弟之间的那份深深的亲情

  1965年,聂丕承去世后,聂丕承的外孙女张芸曾和大舅聂士毅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让张芸对外公聂丕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张芸问大舅聂士毅:“当年你们既然在重庆生活得好好的,为啥要搬回广安呢?”聂士毅说,“这是遵从你外婆的遗言。本来你外公在重庆枣子岚垭已经买了房子,我和你二舅、你妈妈都在重庆读小学、中学的。1927年,外婆临终前,要你外公答应她两件事:一是送她魂归故里,二要全家定居广安,一辈子不离开广安。你外公当场承诺。你外婆去世后,我们举家扶柩回广安,修了这座北苍沟聂家院子。从那以后,就没再回重庆了。

解放前两年,四川省议会和民盟都先后动员聂丕承到成都去,家里人也力主聂丕承去成都,但他就是不答应。他要在广安陪去世的聂夫人。

说起聂丕承与聂夫人的感情,那还得从早年说起。那是1906年,聂丕承与蒲殿俊、顾巨六等六人一同从日本归国回广安。到广安的那一天,广安县城可谓热闹非凡,众多士绅为这批广安精英才子的回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据说,在县城外的高岩到县城新南门街口的路上,还铺了红地毯。那一天,满城男女老少都拥到马路两旁,观看从日本回来的“稀客”,鞭炮齐鸣,场面十分壮观。

在这回归的六人中,年方24岁的聂丕承似乎最显眼,他是这六人中最小的一个:中等偏高身材,大眼睛、高鼻梁、清秀俊朗。当他走过人群,不少围观的人都对着他指指点点,啧啧称赞。

自聂丕承出外读书,聂家就淡出了商界,退出了“三义堂”,刚回国的他也无多少钱财。但就在他回广安后的第二天,就有人来聂家为他提亲,提的是城内厚街李家祠堂的姑娘李维琼。

当年的李家,是广安商界的望族,也是“三义堂”创办人之一。“三义堂”能延续至今,成为百年老店,李家功不可没。

  李维琼比聂丕承小三岁,精明能干又贤淑善良,尤会勤俭持家。在围观人群中,这位李家姑娘一眼就相中了这位年青的“海归”,并立即央求其父母前来提亲。聂丕承与李维琼可谓一见钟情,婚后感情非常好。李维琼带来的丰厚嫁妆,解除了聂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聂丕承把弟妹托付给了她,就上北京做事去了。

  李维琼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两三年后,家中便有了积蓄,置办了临江会的房地产,后来,又在重庆等地置办了多处房产和土地。

  李维琼虽然生命短暂,享年42岁,但她在聂丕承心里却是最重要的人,是聂家的大功臣。聂丕承一直怀念李维琼,李维琼去世时,聂丕承才45岁,但他却终身不续弦,执意陪着去世的李维琼度过自己的余生。

聂丕承的大儿子聂士毅生前说过:“我父亲常说男人一诺值千斤。我明白其中含义,我更明白父亲为什么一生不愿离开广安,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那样,父亲他是心里一直放不下他逝去的爱妻啊!“一定照顾好弟妹”这句话,曾是少年聂丕承在父母双亡时的承诺。后来他有了临江会房产,三个弟妹就在这里生活。多少年过去了。三个弟妹中,二弟聂开国去世较早,小妹在嫁入段家几年后,也离开了人世。唯有三弟聂开邦(字靖寰)尚在,婚后育有一女,有六个外孙子女。聂开邦于七十年代病逝在广安。

  聂丕承对这三弟聂开邦关爱有加。这个聂开邦性格豪爽,脸庞宽大,个头比聂丕承还高大结实,平素还爱哼唱几句京戏。聂开邦夫妇二人从来没有在外工作过,吃住一直与聂丕承一家人在一起。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聂丕承一家仍与聂开邦同吃一锅饭。外孙女张芸女士曾悄悄问过大舅聂士毅,从其口中,知道了聂丕承与三弟这对兄弟,数十年间不同一般兄弟之间的情谊。张芸说,早在外公去北京国子监时,三外公就跟随外公北上。小小年纪的三外公,承担了书童、仆人的职责,照顾外公的饮食起居。后来外公从日本回国后,无论是在北京做事,还是在成都、重庆为官,身边随时都有三外公聂开邦的身影。随着岁月流逝,年华老去,三外公的人生与外公紧密相连。这就是聂丕承终生为这个弟弟遮风挡雨,让他衣食无忧的缘由。 

解放之初,聂丕承把重庆、广安的几处房产、土地主动交给政府,被誉为“开明人士”,成为当时广安土改运动中的榜样。虽是榜样,家庭成份仍然是地主。既然是地主,就必然有地主份子,就必须有人要戴这顶地主份子帽子。谁来戴?自然落到了三弟头上。这个一辈子没有买卖过一寸土地的人,居然成了聂家院子里唯一的地主份子。带着这顶帽子的三弟,在那个年代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经常要去居委会开会挨训,扛着扫帚扫大街。聂丕承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十分心疼这个已年逾花甲的弟弟。这时候的聂丕承,虽说是县政协副主席、人民代表,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这些惩罚行为也只能保持沉默。张芸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下午,聂丕承长时间站在门前,两眼紧盯着大街。张芸问聂丕承:“你在等哪个?”聂丕承轻声说道:“今天你三外公又去扫大街了,我不知道他腰痛好些没有。”张芸说:“我到外面去看看。”张芸走到院门口张望,不见三外公踪影,便回到朝门下,坐在石凳上等。约莫有半小时,看见三外公跨进院门。张芸立刻跑下石梯,接过大扫帚说:“外公在等你。”张芸把扫帚安放好,回到屋里,看见聂丕承正弯着腰查看三外公的腰部,口里连声问道:“还痛不痛,要不要上医院?”三外公抬起头,我看见他两眼红红的。两个耄耋老人就这样相互搀扶,关照着……

1965年2月,年已83岁一向无病的聂丕承突然病倒了。医生诊断不出具体什么病,只说:“年纪大了,需要保养,吃点人参吧!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起1961年、1962年已要好一些了,但聂家也吃不起贵重的人参。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找县政协,县政协很快送来几根人参,叮嘱切片熬水给老人喝。

  小小的人参竟然发生了奇迹。聂丕承在喝了人参水后,竟然从床上坐起来,继而又能下地慢慢走动了。全家人高兴极了,以为老人家的病有望痊愈。

  这天夜里,聂丕承从桌上的一堆线装书中找出一套十二本的《词源》拿给外孙女张芸,说:“我一生没有什么著作,唯有这套《词源》随我多年。我看家人中你还有文学基础,适合用这套书。”张芸接过书,心里沉甸甸的。当时她也正处于一种十分彷徨的境地: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还面临下乡,小姑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路该怎么走。在这种情势下,聂丕承对这个外孙女依然抱以莫大期望。眼泪顺着张芸的脸颊流下。聂丕承一边用手指轻轻拭去外孙女的眼泪,一边笑着说:“你已经是大姑娘了,还这么爱哭吗?”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老人终于告别人间而去。   

中共广安县委、县政府对聂丕承先生的去世十分重视,老人的追悼会在当时的广安县人民礼堂举行,开得非常隆重。广安县统战部部长亲自致悼词,安葬仪式也很庄严。目睹者回忆说:当年长长的送葬队伍经过聂家院子,沿着县城城区的大街走了一圈才出北门,来到了聂丕承生前早年住过的临江会。虽然临江会在土改时已更换了主人,却依然满怀深情的接纳了它昔日的老主人。临江会石梯下的竹林旁,一座没有墓碑的土坟堆,安葬了这位历经三个时代、受人尊敬的辛亥革命老人。

2017年初的一个周末,嗖嗖寒风里,我来到了位于广安老县城的北仓路,寻找当年聂丕承一家住过的聂家院子。当年的聂家院子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庭院,位于涵虚园后山花园的蒲家岩下,与蒲殿俊故居留鹤园相对而建。这座建于民国16年(1927年),占地千余平方米的院子,坐北朝南,绿树浓荫,粉墙环绕,地势由低到高,依照前庭、内院、正房成三层排列,可谓庭院深深。整个庭院枝叶扶疏,幽静宜人。

老人们回忆,很多年前以来,一直有一股清流从云顶山上奔流而来,成为一条清澈透明的小溪沟直奔渠江而去。溪沟中几段宽阔处,裸露出水面的青石板,是女人洗衣、孩童戏水、夏天乘凉的好地方。溪沟边的人家户户门前有长条石搭成的小桥。老街路旁栽有洋槐和柳树,长长的柳枝垂在沟边,随风飘拂,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风韵,成为老街的一道靓丽风景。后来街道改造,溪沟被石板盖上,成为暗沟,北苍沟也更名为北苍路。

  这条老街上,与聂家院子相邻有两处建筑特别引人注目:一处是杨森的公馆涵虚园,后来成为了广安县委大院;另一处则是蒲殿俊当年的故居留鹤园。当我漫步于这街上寻找当年的历史遗迹时,我非常失望。除了涵虚园尚有一点建筑保存,聂丕承的聂家院子和蒲殿俊的留鹤园则早已全部拆掉,片瓦不留。站在聂家院子的遗址上,我看到在原有地基上建起来的一座座楼房。不过,当年的一道院墙居然幸存下来,但也是青苔斑驳,沧桑满目。站在这断墙残垣前,望着对面的留鹤园遗址,我不禁思绪万千。蒲殿俊、聂丕承这两位当年的广安才子、风云人物,早已作古多年,他们生活过的场所今天也荡然无存。历史,似乎总是那样冷漠淡然。

据说聂丕承晚年的时候,常常独自坐在聂家院子里,目光透过大门望着对面的留鹤园默默地沉思。他在想什么呢?或许他在回忆已渐渐逝去的历历往事:当年在县城大东街的三义堂里,一位青年和一位少年因夜读而结成人生至交,或许他在回味他和那位青年一道毁神兴学创办紫金书院,一道面对迎神毁学的狂风恶浪,一道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路,一道经历动荡年月的风风雨雨……岁月荏苒,人生蹉跎,他或许正在感悟着世事沧桑的苦辣酸甜。

当我快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想给这位老人做一个性格定位,纵观其一生,在我的心目中,老人其实是一个很平静很淡泊的人,或许苏东坡的那首《定风波》词最适合用来概括他的人生心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东坡词中表达的那种旷达超脱的胸襟,所寄寓的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不正体现了聂丕承这位辛亥老人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境界吗?   

我相信我的判断。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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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丕承——一位不应被忘记的广安辛亥革命老人的评论 (共 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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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席 审核通过并说 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并自觉践行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尽力帮助贫苦人家的有志青年,让他们也能受到良好教育。 可以将这些历史写成小说
  • 紫燕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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